春秋战国时期，铜剑的兴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剑器的成熟化，从短剑发展而为长剑；一是使用的广泛性，从原先主要为贵族所用发展至广泛应用于战争和社会生活。这两个方面又有密切的联系，互为因果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自进入春秋时期后，周天子的权势日益衰微，王纲解纽，诸侯国为谋取霸权，开拓疆土，互相攻伐并兼。至春秋晚期，战争愈演愈烈，战争规模急剧膨胀，作战地域的坦荡平原作为主要战场的传统车战，就日益不适应新形势了。在此情况下，车战开始衰落，步战逐渐兴盛。入战国后，步站就取代了车战而成为战争的主要方式。与此同时，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，骑兵和骑战在中原地区也逐渐发展起来。

作战方式的变化为剑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条件。与车站主要使用长兵不同，步战强调长短兵结合，合理配置。故对于步兵来说，剑是需要且适用的兵器。同样，剑也适于骑兵马背上格斗使用。因为骑兵要用一只手执缰控马，剑只需单手握持，正合要求。因此，步骑战（特别是步战）的兴盛便成为促使青铜剑发展成熟的重要因素，而青铜剑的成熟化则使其能够在战争中得到广泛的应用。

《左传》中记载了步战用剑的战例，可谓战争中大量用剑的先声：
　　公元前550年，晋内乱，赵氏、范氏合力攻灭栾氏。战斗中，赵鞅“用剑以帅卒”。卒即步兵。

　　公元前521年，宋国的华氏、向氏叛乱，引吴军为援。齐国发兵救宋，击败吴师和华氏。交战中，当两军相迫时，齐将乌枝鸣命所部皆以剑决死战。这时，宋国的厨人濮用衣裳裹一人头，边跑边呼：得华登（华氏首领）矣！遂败华氏。当时所进行的肯定是步战。

　　战国时期，剑已经成为军队装备的主要格斗兵器，军中几乎人人带剑。据《荀子》所记，魏国考选武卒（精锐步兵）的标准是：穿戴甲胄，操强弩，负箭箙（内装50支箭），执戈佩剑，并携带三天的粮食，从早晨出发，至日中而行军百里。当时列国军队的装备情况也大体如此，苏秦曾称韩国的步卒“被坚甲，蹠劲弩，带利剑。”

1965年四川成都又出土一件战国铜壶，另外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收藏一件传世战国铜壶，上面都有类似的刻纹图像。这些图像所描绘的兵士，无一例外皆用剑。但有两种情况，一是将剑与盾配合使用，二是使用弓箭或长兵（戈、矛、戟）时，腰中带剑。前者是将剑直接作为主要格斗兵器，与盾相配合是理想有效的方式，轻巧灵活，可攻可守，尤其适于空间狭窄、地形险恶之处，正如汉代晁错所言：“曲道相伏，险阸（厄）相薄（迫），此剑楯之地也。”后者将剑作为辅助兵器，当弓矢告罄、长兵折损时，就拔剑决死。铜器图像中有个别兵士仅手提一剑，就属此种情况。

70年代中期，湖北省荆州地区江陵雨台山发掘了数百战国楚墓，出土大批青铜兵器，箭镞而外，所战数量最多的是青铜剑，计有一百六、七十件。许多小墓，墓主当是普通兵士，剑是他们必备的武器，身无长物，故死后即以剑随葬。